广州市康乐村、鹭江村位于海珠区中部，北向毗邻中山大学，名符其实的城中村。其面积约1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却超10万人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来此创业、务工的外地人。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服装产业，涉及的制衣厂、辅料铺、仓储等上下游企业多达5200多家。
由于前期缺乏规划，康鹭片区房屋密集，卫生条件差，成为此次疫情重灾区。11月13日，因综合治理需要，居住在此的外地人开始撤离返乡。
（照片来源于网络）
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还能重新回来，继续开始吗？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段难忘的城中村岁月。
特别通行证
2001年6月，我大学毕业，进入合邦所工作，担任杨爱斌、黄志威两位律师的助理。
为了就近上班，我在杨箕村租住下来。杨箕村与珠江新城仅一路之隔，属于城市中心，但那时的珠江新城还是一个大工地，加上村内楼宇密密麻麻，房屋阴暗、潮湿，租金也就相对便宜，汇集了各行各业的外地人。
杨箕村旧貌（照片来源于网络）
入住杨箕村，我没想到首先要解决的居然是如何自由出入的问题。
那时，为了限制农民工流动，广州实行严苛的暂住证制度。如果没有暂住证，就可能被收容遣送，杨箕村各个路口经常有治安联防人员设卡查证。
那时刚到广州，我的落户手续还没有办好，对暂住证又很抵触，懒得去办，但对于没有暂住证可能面临的后果却是非常清楚的，因此，每次出入都不免提心吊胆。为了让自己安心，很快我就臆想出一个办法——印名片。
按道理，我的头衔是“律师助理”，但当时杨律师是主任（现任合伙人联席会议主席），黄律师是副主任（现任主任），于是我就把“律师”改成了“主任”，变成了“主任助理”，硬是把自己从一名最底层的学徒变成了一名高级行政管理人员。
我每天随身携带名片，底气十足，想当然地认为，一旦查证，他们看到我不仅在律师所上班，还有一官半职，肯定不敢随意收容我。自此，我再也没有为出行而担心受怕过。不过，直到我拿到广州的身份证，都没被查过，名片是否有用，已无从考究。
两年后（2003年），因为孙志刚事件，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。
孙志刚事件，换来了10几亿中国人在自己国土行走的自由。不过，暂住证并没有因此被废除，但它不再与居住权挂钩，只与落户等一些城市福利挂钩。
包容的广州人
（照片来源于网络）
排斥外地人的暂住证其实与广州本地人无关。对于外地人，广州本地人是极度包容的。
他们顶多将外地人戏称为“捞仔”（到广州捞钱的人），与外地人发生纠纷，多半也会息事宁人。
2001年8月，从外地新来所里的王律师也到杨箕村租房子。一个很大的单间，月租才200元。刚开始，王律师颇为满意，但不久发现被骗了，一回到出租屋，手机就没了信号。房东显然隐瞒了房屋的重大瑕疵，存在欺诈。
他马上找到房东要求提前解约，房东不同意，称退租可以，400元押金不予退还。王律师知道这是租赁合同的约定，法律上确实对自己不利，但他很快有了新的发现，合同约定的租金包含了水费。
王律师再次找到房东，开门见山“如果你不让我搬，我就24小时打开水龙头，你掂量一下一个月的水费多少钱吧。”房东气急败坏，但并没有纠缠，更没有邀上亲朋好友为难他，痛痛快快让他搬了家。
因为当地人的包容，广州也成了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。来到广州20多年，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。
逆境中的租客
（早期在合邦所的我）
自由出入的问题终不是什么问题，对我而言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兼顾工作与备战司法考试。
2001年，国家取消律师考试，改为自2002年起施行司法考试，将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任职资格统一为法律职业资格，这一改革曾让我感叹生不逢时。
根据当时的各种消息，司法考试难度将比律师考试大得多，通过率也要低得多（事后证明确实如此，2002年的通过率只有6.68%）。这就意味着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、精力备考。
但哪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看书呢？要想完成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。
刚出校门，发现学校学的知识许多用不上，比如法律文书的书写就与教科书上的不同；那时我社交恐惧，给当事人、法官打个电话都很困难，生怕说错话，每次电话战战兢兢，需要斟酌再三……辞掉工作，专门备考？那更做不到。来广州时，我身上只有1800元，还背负着助学贷款，不工作咋活？
因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，再大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工作上，翻阅师父大量案卷，从案卷中学习法律文书的书写、摸索办案逻辑与思路；学习上，每天下班后，学习到深夜，周末也不休息，到所里看书、做题。
当然，两位师父的大力培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杨律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0年代刑法学硕士，黄律师是中山大学经济法学硕士，两位都是当时法律界为数不多的专家型律师。
（2021年回合邦所看望两位师父）
两位师父大小案件都让我参与，经常带我到珠三角出差办案，还利用旅途的时间给我讲述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，教导我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们并不要求我定点上下班，只要把工作完成即可，这让我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工作与学习。
在他们的教导与支持下，我很快就适应了助理的工作，并顺利通过了2002年3月举行的首次司法考试。
如今，我已是一名执业18年的老律师了，在民商事诉讼、投资并购、保险配置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不少客户视我为良师益友，自我感觉小有所成。而合邦所更是由当初一个不到20人的小所发展成了近200人的大型所。广州市只有十几家超百名执业律师所，合邦所就位列其中。
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2010年8月，因对外面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，我离开了合邦，开始独自闯荡。在这期间，与他人开过合伙所，也支撑起过一个个人所，有过成功的喜悦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，但不失精彩。2021年，师父认为我应该学成而归了。2022年8月，当年的那个少年正式重回合邦，在外学习，历时12年。
坐过站的春运
（图文无关 照片来源于网络）
刚上班半年，2002年的春节就要来了。我开始筹划“衣锦还乡”，但当时囊中羞涩，没什么拿得出手呀！
经过一番琢磨与考察，我花70元买了一件呢子大衣、又花200多元买了一块手表。这么一搭配，还真有点脱胎换骨的味道了。
但我很快发现，要“衣锦还乡”，我最缺的其实是一张火车票。
那个年代，要买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无异于登天。我每天中午都去单位附近的售票网点碰运气，每次都无功而返。
财务小顾当时也住在杨箕村，她告诉我，那些网点的票都高价卖给黄牛党了，我们只能花更高的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，她刚好认识一个贩票的，恰巧也租住在杨箕村。
经过小顾的牵线搭桥，我很快就与票贩子接上了头。刚开始，他满口答应帮我弄到票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没多久却告诉我办不到。
最终，还是杨律师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。
他把他的票（一张到武汉的站票，途径衡阳）给了我，那年他也计划回老家过春节，临时有事取消了。
春运期间的火车车厢，座位、过道全是人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到了衡阳站，我使出浑身力气，边喊“让一让、让一让”边挤，但到火车启动时，我连车门处也没挨着。当时，整个列车混乱不堪，就算火车加速了，还有人爬到就近的车窗，直接往下跳，吓得站台上的武警、列车员追着火车在下面接。
那天没来得及下车的有20来人，大家陆陆续续汇集到餐车要求妥善处理。刚开始，列车长根本就不予理会。好在那时的官媒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与不公，对坏人、坏事具有极大的威慑力。于是大家嚷嚷要打报社的报料热线，曝光列车长春运组织不力，差点酿成重大安全事故。
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列车长马上联系株洲站，最终由株洲站安排我们免费坐南下的火车回到衡阳站。
辗转十几个小时，我终于“荣”归故里。
现在回老家，再也不用为车票发愁。开车也就7个小时，而坐高铁才1个半小时。如今出行，与20年前相比，恍若隔世。
匆匆过客
司法考试结束不久，2002届的老乡像一年前的我那样，怀揣着梦想，陆陆续续也来广州找工作了。
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家庭状况绝大部分都不富裕，出门找工作都是尽可能投靠当地的亲朋好友，以节约开支。
大学期间，我比较活跃，曾是老乡会会长，与上下几届的老乡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于是我成了他们投靠的首选。
（2015年受邀回母校讲座）
我也没让他们失望，包吃，男的还包住。他们一般呆一两天就又赶往别的城市，但有两个例外。
一个是师妹。
由于临时要等一个单位的通知，短期不能离开广州，于是她在出租屋长住了下来（那时我已与前面提到的王律师合租，一房一厅。他住房，我睡厅）。
我就地取材，从床上卸下两块木板紧靠客厅的另一面墙墙角摆好，四周用床单一隔，就算是她的床了。
这一状况持续到王律师搬家。因为时不时有人来找我，老王不堪打扰，终于与我分道扬镳。王律师搬走的当天，我让师妹到房间睡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在房门口留了600元现金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了7个字“请另外租房子住”。
当天晚上，我故意很晚才回到出租屋，师妹搬走了。我又开始担心起她的安全，但我不后悔，我知道自己没那么高尚，孤男寡女长期共处一室肯定会出问题。让她离开，她反而会更安全。庆幸的是，师妹当天就找到了住所，后来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。
（原杨箕村巷子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另一个是师弟。
师妹走后不久，师弟来了，但他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借钱，说找到工作了，单位让交400元培训费，培训结束后，就可以上班了。我也感到高兴，没有细想当即把钱给了他。
第三天中午，我临时有事回了一趟出租屋，发现他那天没有去单位，于是问怎么回事。
原来单位认为他培训不合格，把他辞退了，我马上意识到他上当受骗了。当时，不少诈骗公司就是专门以报名费、培训费、服装费等名目诈骗求职者的钱财，而有关部门往往以经济纠纷为由，让受害者到法院起诉，使得受害者投诉无门，导致这类诈骗层出不穷。
看到他满脸委屈的样子，我怒火中烧，拉着他就往那家公司跑。
到了那家公司楼下，为了万无一失，又叫来一个同事，让他在楼下每隔5分钟给我打电话，如果我没接，就赶紧报警。
走进那家公司，我厉声质问他们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政法大学生的钱都敢骗！”经过一番交涉，对方如数把钱退了回来。
这件事，对师弟打击很大。感觉在广州找工作太渺茫，不久他去了东莞，后来又辗转去了深圳，求职之路颇为坎坷。
如今，这些当年出租屋的匆匆过客，早已成为法律界的精英。
永不消失的城中村
（改造后的杨箕村，照片来源于网络 ）
2009年，杨箕村被纳入改造范围， 2013年开始全面拆迁，2016年建设完成。自此，旧时的杨箕村荡然无存。
但在我心中，它至今都不曾消失。城中村留下了一代又一代外地人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身影，蕴含了外地人身处沟壑、仰望星空的乐观主义精神，闪闪发光，永不磨灭。
